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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复以进化论作为教育救国的理论基础。认为不必用暴力革命去推翻清朝的统治,靠教育力量便可逐渐改变人心。五四运动期间成为一种流传广泛的教育思潮。当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主张“教育救国”,力图用教育来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。1919年五四运动后,国家主义派和一些来华的外国学者提倡通过教育普及科学,改造中国。
一 论教育救国
从进化论的观点出发,严复认为一个国家兴衰存亡的主要原因在于自身状况,怨天尤人无济于事。中国之弱,就是因为民智闭塞,学术空疏,缺乏竞争的总体实力,救国的唯一良方“开民智”,即全面提高国民素质。他对当时变法维新的政治改革持低调估价,认为“民智不开,不变亡,即变亦亡”。以国人素质之低下,即使搞改革,也只能是除去一弊害又会表现为另一弊害,终究没有希望。所以,“为今之计,惟急从教育上著手,庶几逐渐更新乎”。严复把教育视为强国之本是正确的,但如果不消除政治上的阻碍,教育也难以改革、发展。
严复早期对西方文明极为推崇。他在《论世变之亟》中对比中西之学的一系列差别,基本上都是颂扬西学而贬抑中国传统。例如中国亲亲,西人尚贤;中国尊主,西人隆民;中国委天数,西人恃人力;中国夸多识,西人尊新知,等等。他的结论是要想富强“非讲西学不可”。严复反对“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”,认为中西之学各有其体用,就西学而言,是以自由为体,以民主为用。出于这个立场,他也不赞成争论“西政”和“西艺”哪个更重要。“艺政二者乃并出于科学,若左右手”。严复过于美化西学是片面的,但他强调要从整体上来看待和学习西学,抓住其民主和科学的实质,而不是取其皮毛,这又是他高出一般人的见解。
三 论三育并重
严复是中国最早论述三育并重的教育家。他说:“讲教育者,其事常分三宗:曰体育,曰智育,曰德育,三者并重。”其中体育是国民素质的基础,近世中国民力孱弱,被外人讥为“病夫”,因此必须加强体格训练,以“鼓民力”。国民才智是国家“富强之源”,智育包括学问和事功两个方面,不能只在书斋里作学问,要“观物察变”,运用于实际,以“开民智”。德育在三育中最重要,但不能再因袭封建的人伦纲常,要树立国家观念和社会公德,以“新民德”。
严复晚年思想日趋复旧,积极提倡尊孔读经,临终遗言中强调“旧法可损益,必不可叛”,这也是多数改良派人士后来的共同倾向。
(1)“鼓民力”“开民智”“兴民德”的“三育论”:
严复主张用和缓的教育救国的方法来破除中国的厄运,主张中国要富国,具体的途径便是用三育救国,即“一曰鼓民力,二曰开民智,三曰兴民德”所谓鼓民力就是要发展体育,要使国民有健康的身体,禁止吸食***和革除女子缠足的陋习;开民智就是要废除八股,学习西方,要开发国民的智慧,具有实际的知识本领;兴民德就是用资产阶级的民主、自由、平等的道德观念,代替封建的***道德。这三育教育就是要用资产阶级的德智体三育武装国民,取代以儒学为中心的封建教育。他还强调这三育是统一的、相互联系,不可偏废。
严复主张全面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与社会政治学说,他认为洋务派讲的西学只不过是学习西方的皮毛,真正的西学要包括西方的“民主”、“政体”、“科学”。他不同意“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”的提法,认为体和用本不可分,中学与西学各不相同,“中学有中学之体用,西学有西学之体用,分之则两立,合之则两止。”他还举了许多例子说明这一问题。从严复对西学的态度来看,有“全盘西化”的倾向,过于忽视中国传统学说也是片面的。但他积极提倡西学,主张“体用一致”有积极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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