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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复认为一个国家的强弱取决于那个国家的民力强弱、民智高下和民德的好坏。他认为中国最大的忧患不是政治经济制度层面的,而是愚、贫、弱。其中愚最为重要,因此“愈愚”就为当务之急。
严复认为教育的任务就是教人以自强,给人民以智慧,要想救国必须从教育着手。严复是近代中国从“德、智、体”三方面来讨论。
在复法运动中,严复是一个反对顽固保守、力主复法的维新派思想家。他不仅著文阐述维新的必要性、重要性、迫切性,而且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《天演论》,以“物竟天择、适者生存”作为救亡图存的理论依据,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
戊戌变法后,他致力于翻译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社会学说及自然科学著作,是一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。严复信奉达尔文进化论和斯宾塞的庸俗进化化。这是他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,也是他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。
严复在《原强》中提出,一个国家的强弱存亡决定于三个基本条件:“一曰血气体力之强,二曰聪明智慧之强,三曰德性义仁之强。”他幻想通过资产阶级的体、智、德三方面教育增强国威。“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:一曰鼓民力,二曰开民智,三曰新民德”。
所谓鼓民力,就是全国人民要有健康的体魄,要禁绝***和禁止缠足恶习;所谓开民智,主要是以西学代替科举;所谓新民德,主要是废除专制统治,实行君主立宪,倡导“尊民”。严复要求维新变法,却又主张“惟不可期之以聚。
”“除而不骤”的具体办法就是要通过教育来实现,即在当时的中国,要实行君主立宪,必须开民智之后才能实行,总之,“教育救国论”是严复的一个突出思想特点。
一 论教育救国
从进化论的观点出发,严复认为一个国家兴衰存亡的主要原因在于自身状况,怨天尤人无济于事。中国之弱,就是因为民智闭塞,学术空疏,缺乏竞争的总体实力,救国的唯一良方“开民智”,即全面提高国民素质。他对当时变法维新的政治改革持低调估价,认为“民智不开,不变亡,即变亦亡”。以国人素质之低下,即使搞改革,也只能是除去一弊害又会表现为另一弊害,终究没有希望。所以,“为今之计,惟急从教育上著手,庶几逐渐更新乎”。严复把教育视为强国之本是正确的,但如果不消除政治上的阻碍,教育也难以改革、发展。
二 论学习西学
严复早期对西方文明极为推崇。他在《论世变之亟》中对比中西之学的一系列差别,基本上都是颂扬西学而贬抑中国传统。例如中国亲亲,西人尚贤;中国尊主,西人隆民;中国委天数,西人恃人力;中国夸多识,西人尊新知,等等。他的结论是要想富强“非讲西学不可”。严复反对“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”,认为中西之学各有其体用,就西学而言,是以自由为体,以民主为用。出于这个立场,他也不赞成争论“西政”和“西艺”哪个更重要。“艺政二者乃并出于科学,若左右手”。严复过于美化西学是片面的,但他强调要从整体上来看待和学习西学,抓住其民主和科学的实质,而不是取其皮毛,这又是他高出一般人的见解。
三 论三育并重
严复是中国最早论述三育并重的教育家。他说:“讲教育者,其事常分三宗:曰体育,曰智育,曰德育,三者并重。”其中体育是国民素质的基础,近世中国民力孱弱,被外人讥为“病夫”,因此必须加强体格训练,以“鼓民力”。国民才智是国家“富强之源”,智育包括学问和事功两个方面,不能只在书斋里作学问,要“观物察变”,运用于实际,以“开民智”。德育在三育中最重要,但不能再因袭封建的人伦纲常,要树立国家观念和社会公德,以“新民德”。
严复晚年思想日趋复旧,积极提倡尊孔读经,临终遗言中强调“旧法可损益,必不可叛”,这也是多数改良派人士后来的共同倾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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